今年，应由文化部艺术司、中国美术家协会、山西省文化厅主办的“中国梦•太行魂”大型太行山采风写生活动的邀请，我踏上了太行山之旅。太行山绵延800余公里，沿线重岩叠嶂，林泉掩映，气势磅礴，集雄、奇、壮、美于一身，素有“太行天下脊”的美誉。太行山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抗击日寇的主战场，解放战争时期支援全国解放的战略基地，抗战铸就了不朽的太行精神。在历史与艺术的交汇中，太行山水孕育了荆浩、关仝、范宽、李成、郭熙等山水画大家，他们的艺术成就深刻影响着后世。新时期以来，太行山水又为山水画的转型带来了新的启示和契机。

　　我喜欢这个地方，大气、恢弘、简单，还有时时惊喜的别景和风土人情。太行的山与南方的山大不相同，对于从小看惯山清水秀的南方山水的我，第一次见到太行山脉大刀阔斧如劈开般直上直下的景象，让我整个人都豁然开朗!

　　而让我难忘的，不仅仅是美景，还有一路经历的人和事，以及面对大山大水而引发的深深思考。

　　自古以来中国画家或看或记，临渊摹笔师法自然，饱览名山大川，他们用作品表达着自己的视觉维度和精神感悟。中国画家则主要依靠观察和记忆，强调“师法自然”。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画开始写生运动，画家们上山下乡，通过写生来改变中国画的面貌，表现出了时代之新的历史发展。写生，成为了艺术家认识与把握世界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写生是现代学院美术教育中直接获取表现对象进行造型基础的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写生也改造了传统的国画，避免了因临摹而出现的陈陈相因的弊端。上世纪50—60年代，李可染先生响应政府号召，带着改造中国画发展的使命走出画室，进行了大量的写生，提出了重要的理论观点——“可贵者胆，所要者魂”。这个“胆”，实际就是他的思想，那“魂”既为传统又为时代和自然。

　　基于此，我在太行山写生时，面对莽莽群山，时常带着老一辈艺术家的思考自省：作为艺术家，我们如何深度地去感受客观世界，发现新的笔墨?如何让自己的绘画既有时代信息又不失传统血脉，且兼具个性审美?

　　这个时候，再回过头看可染先生的《易北河边》、《德累斯敦暮色》、《万山红遍》、《忆游雁荡山》等写生作品，这些作品既契合时代精神，又有艺术感染力，彰显鲜明的时代精神和艺术个性。可染先生的这些写生作品，深厚凝重、博大沉雄，既重视团块把握和光感，又吸收了西画水彩的元素。面对苍茫的太行山脉，我思考最多的是关于“魂”这个大的命题。艺术家的“魂”是什么?我们的文脉是什么?流淌在我们内心的文化基因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历史情境?然后我得出自己的结论：我们要把握这个“魂”，把古人的感悟变成当代的、个人的东西。面对太行山的大山大水进行突破性的实践，寻找到自己的笔墨表现语言，寻找到传统文化的发展时代声音。

　　中国山水画家以“游记”来表达中国山水的意象，是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一种表达，是在“游动”中去观看自然，中国山水画表现的就是一种可望、可游、可居的审美理想。写生是手、脑、灵的结合，既记又悟，才能实现艺术的升华。写生的深刻意义就是直面真切自然、细致观察与表达，提高我们对物体的准确有效把握和画面关系处理能力。荆浩《笔法记》里面有言“忘笔墨而有真景”，不就是提倡除却笔墨表达的思维惯性而推陈出新么!写生的意义在于“以一炼十”，我们要以时代的历史情境感悟求通达变，感受老一代艺术家入古出新，脱化而出的艺术造诣。

　　用艺术关怀社会，用视角记录感受，用笔墨表现艺术。可染先生提出了艺术“可贵者胆，所要者魂”,就是提出了艺术既要抓住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也要用相对开放的态度向前探索，不能停留在古人的步伐中，我们要寻找传统文化的发展可能性，因为这是我们的本体文化，是血液，是基因。

　　太行山写生带给我的感动，绝非仅仅是难忘的风景，更是对时代笔墨的理解和山体的重新认识与解构。